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发微信、寄快递会违法？这些知识要了解

司法为中央事权，省内统管应是向中央统管的过渡，是为避免省以下同级党政干预，不是混同地税、国土行政机关的省内直管， 建起省级垂直干预体制。

但这条路极端困难、艰辛。财产安全的另一个方面，国际公认的是，非本国居民知识产权申请数量是反映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营商环境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上海、北京和香港，均进入亚洲经济体量最大城市的前四名。据联合国有关组织的估算，全世界各国每10万人口警力数平均约为300人，只有不到十个国家的每10万人口警力数低于100人。2016年，我国每10万人中发生命案0.62起。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强调：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这种咬定法治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的法治建设，是世所罕见，也是史所罕见的。

这背后，就在于中国有一个先进的、无偏私而又不断自我革命的执政党。当然，目标高远，并不代表当下卑微。应当改革目前较为单一的考核机制，尤其要凸显法治化营商环境建构的比重，将法治建设纳入考核指标体系当中，以充分践行法治新区的精神，进而倒逼新区由重量轻质转向追求质量和效益，转向实实在在为新区搞好服务，为新区的规划和发展更趋科学、合理提供法治保障，带动新区产业结构向更高端、更高效、更科学的方向调整。

作为承担重大战略任务的国家级新区，新区法治建设应当大胆探索的重点方向、率先突破的薄弱环节、精准施政的紧迫需求和力求卓越的可能空间，均指向应充分发挥其法治动能这一关键立足点{3}。但实践中，国家级新区的行政管理和区域治理体制机制尚存在权责配置不够明晰、考核标准不尽合理、协调机制尚未健全等问题，从而制约了国家级新区法治动能的充分发挥。在大部制改革方面，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等为实现经济功能区和行政区的职能整合和协同配合，一方面强化了经济管理服务机构的设置，另一方面以产业发展的需要和特点为导向，整合工商、质检等管理机构，为功能区提供一站式服务{13}。与此同时，对于涉及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法理基础也应当加以认真梳理，进而为深化改革提供厚重的学理支撑，避免改革脱离法治的轨道。

从中国法治建设发展的历程来看，国家级新区法治动能的充分发掘也应成为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区域协调机制的创立首先需要在法律层面提供制度供给。

与此同时，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摘要】 在中国国家级新区建设如火如荼和区域法治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国家级新区所蕴含的法治动能，应成为增强其核心竞争力的坚实保障，并构成区域法治发展的关键枢纽。这是新时代继续深入依法治国实践的具体要求，亦是当前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工作重点所在。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但在以招商引资数量、金额作为核心指标的考核机制下，部分地方政府仍然以招商引资数额作为考核新区管委会业绩的主要指标。新时代的中国区域法治建设与发展是一项开创性的法治事业，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7}30。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正式明确提出法制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权力清单通常以责任清单的形式出现，明确了各政府部门必须承担哪些责任、必须做哪些事情，即划清了各个部门的职责边界。

以统筹协调原则为指导加强公共事务运转平台建设，推动新区各项决策流程一体化建设。质言之，区域法治发展与区域发展处于同一个历史过程之中，区域发展的实践有力地推动着区域法治的发展和变革，在这一过程中，区域法治发展以其特有的方式，生成或改变着区域发展的法治生态{9}8。

换言之，国家级新区在中央明确授权之下，不断以法治先行先试的创新行动，落实引领区域法治发展的建设目标，最终服务于法治中国建设大局。实践中，新区管理体制所面对的往往是覆盖行政区和功能区的多元利益主体及复杂的管理对象，其治理难度较之一般行政区域较为艰巨。

区域法治发展 一、国家级新区建设亟待培育法治新动能 国家级新区是由国务院批准设立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探索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实现规模化联动发展。国家级新区因其较高的集聚水平，对区域发展的带动效应也更加显著。建立新区责任清单工作机制的本质是转变管理方式，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优化营商环境、提高竞争力的必经路径。推进新区各项事务统筹协调的工作，理顺新区管委会与区内原行政区政府之间的关系，建立内部协同机制，使新区内部管理机构之间能够实现充分的融合和统一。根据国家发改委出台的《关于促进国家级新区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级新区的发展目标是将新区打造成为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创新体制机制的重要平台、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示范区，进一步提升新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中的战略地位。

(二)作为建设目标的区域法治发展 当代中国正处于国家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阶段中，这一变革有力推动着法治发展及其现代化，进而改变着区域法治生活领域的基本面貌，引导着区域法治发展的成长趋向{7}29。第二类则是在设立时由中央直接赋予其某一领域改革的先行先试权{1}28-29。

中央两办印发的《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分门别类进行全面彻底梳理行政职权，逐项列明设定依据。各个新区着力于充分利用先行先试带来的改革红利，积极进行各项制度创新，在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法治先行先试这一重大优势，发掘其内在的法治动能，这不仅为新区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及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且也为新区创新驱动、创新理念和创新制度保驾护航。

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具体而言，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这一使命来源有两个类别：第一类是依托已有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得先行先试权，如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两江新区等。

全面落实行政裁量基准制度、行政决定争议协调机制，探索建立协同管理、精简高效、权责统一的新区管理模式。对这一问题的有效回答，不仅能够体现国家级新区法治动能的发展路径，更能够深刻揭示国家级新区法治动能的生成机理。最后，探索以内外联动为抓手的协调机制。概言之，国家级新区要从既有的单纯的经济建设任务中适当超脱，转而自觉肩负和充分发掘自身所具有的深厚法治动能，让法治成为新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为新区法治政府建设、区域法治发展和法治中国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二)有效提升新区法治动能的具体对策 作为国家推动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空间载体，国家级新区所采取的系列举措既要务实创新，又不能偏离法治轨道。

对于第一层次的法律而言，由于其法律位阶较高，无论是新区还是周边地区，都应当严格遵守。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国家级新区日益成为新一轮开放和改革的重镇、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支撑点与启动点，以及全面深化改革与推动制度创新的先导区{1}28。

国家级新区作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被国家赋予先行先试的特殊权限和一系列优惠政策，其发展不仅关系到某一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和安排{5}21-22。在此过程中，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得到进一步凸显和强调。

此外，各国家级新区还需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级新区、开发区在工作机制方面的改革经验，以及跨区域共建的实践经验，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加强区域互动，积极为新区之间产业联动转移搭建平台，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更好地发挥先进地区带动相对落后地区的联动效应。四、提升国家级新区法治动能的对策建议 充分挖掘和发挥国家级新区的法治能动，是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提升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路径。(三)外部协调机制尚未健全 国家级新区蕴含着推动区域法治发展、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法治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要进一步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

部分国家级新区由于管委会权责配置不够明晰，导致新区行政权力运行不够高效。中共十九大报告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上，对中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作出新的重大政治论断，为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提供理论依据，进一步指明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6}，确立了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行动指南。

有鉴于此，应当以打造高效统一的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以统筹协调、决策高效和强化监督等原则为指导，建立健全以于法有据为底线的职能体系、以责任清单为核心的工作机制和以开放多元为特色的考核机制，同时探索以内外联动为抓手的协调机制，多措并举， 充分挖掘和有效提升国家级新区的法治动能。因此，新区管理机构改革应当积极践行中共十九大报告的要求，依法推进新区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创新，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立必要的职能部门，探索深化改革的领域和部门，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打造服务型政府。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科研人才培育基金项目(16QNPY04) 作者简介：尹培培(1990—)，女，河南漯河人，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从事行政法学研究。建立健全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和开放化的监督制约机制，可以从健全行政权制约与监督体系，自觉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和司法监督，加强层级监督和审计监督，建立健全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机制，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和完善纠错问责机制等六个方面展开。